死于上访的他，来自全国信访“三无县”

金沙江上游的堰塞湖形成有一段时间了，昨天溃流洪峰到达了迪庆州奔子栏镇，洪水把沿江的不少房屋都冲毁了。我国庆节出游时恰好路过了这个镇子，你到达过的远方面临危险，这种感觉和看一条不相干的新闻完全不同。

洪水和治理洪水，总能让人联想到丰富的寓意。据说大禹的父亲鲧靠堵的方法治水，终于不成，死后变作了一条大鱼。这个道理略识之无的人都懂，可遗憾的是，落实到现实之中，这些古老智慧却常常只能坐冷板凳。

江西上犹县的陈裕咸是个水稻技术员，十年前他在县政府批准之下，成立了一个良种场。不料想有一批种子出了问题，导致了农户减产。结果县公安局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将他刑事拘留。在他交了一万元取保候审保证金后，便再也没了下文。多年来陈裕咸对这事的处理非常不服，不断询问处理结果，和许多长年讨不到“说法”的上访户一样，去年6月他踏上了进京上访的路。

陈裕咸没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他一到北京就成了“截访”产业链里的一件“货物”。先是在著名的北京西站，有人拉他住宿，而此人另一个身份是截访公司的“信息员”。在套问出他的信息和目的后，陈裕咸被以三百块钱卖给了截访公司老板牛力。牛力又把陈裕咸进京上访的消息卖给了上犹县信访局局长赖学文，赖学文出两万五“买”牛力把陈裕咸带回上犹县。

于是和所有暴力截访致死的悲剧一样，陈裕咸因为反抗挣扎遭到截访公司的殴打虐待，因为嘴里被塞了一只鞋底，死去以后嘴巴都闭不上，后来他的儿子辨认了许久才认出眼前这具伤痕累累的尸体是自己的父亲。北京警方迅速侦破了此案，随着牛力等人的落网，人们才看到了整个事件的细节。

暴力截访致死致伤的事，经过北京警方专门治理之后，一度很少出现在媒体上。陈裕咸之死仿佛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结构严密却又逃逸于人们目光之外的“影子社会”，在那里国家明令禁止的暴力截访依然发展成了一个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上，唯一的支付者是地方政府，仅牛力一家截访公司一个月的收入就达80多万，信息员、打手、司机等一批人附着在这一链条上取食。而访民则仿佛是某种肉票，曾有黑保安直言希望访民常来上访，他们好有钱赚。

围绕着陈裕咸之死，我们也看到了一幅地方政府治理图景。牛力这样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有许多地方信访局长的电话。在到江西处理陈裕咸命案时，他甚至还受到了多个地方信访部门的高接远迎，吃饭、爬山、还去农家乐摘了一次杨梅，与这些信访局长们搞得如鱼得水。

这些信访局长们为什么要对一个“涉恶”的人如此谦恭呢？我们或许从陈裕咸的家乡上犹县能窥出一些地方治理的玄机。你能想象得到么，死在进京上访路上的陈裕咸，却来自一个全国信访三无县。

陈裕咸死在2017年6月，而就在当年的5月份，上犹县刚刚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所谓三无，是指没有进京、到省集体上访，也没有因信访发生恶性事件和负面舆情。除了这一荣誉外，上犹县还是江西省的信访三无县，连续6年被评为赣州市综治工作先进县。该县的主要领导连续三年在赣州市的干部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对于上犹这样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这些成绩显得很出挑。这几年上犹县的各项工作抓得很实，整个县的面貌确实有不小变化。但是熟悉地方的人都知道，层层传导压力，只重结果不计过程，也往往会导致基层或下级追求表面数据的光鲜。

在社会转型期，尤其是一些发展还比较缓慢的地方，存在一些短时间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再正常不过了。当矛盾一时还化解不了，而又在考核压力下，主动或被动追求信访数据的减少甚至是“无”，难免会激化出一些操切之举。于是难免有一些承担压力、急于把访民带回的信访局长们，乞灵于截访公司，进而造成暴力截访。

上犹县的社会矛盾化解得究竟如何，我想至少有一部分是不错的。但通过陈裕咸事件我们也看到，地方公安给了人家一个刑事拘留的处分，罚了钱却再也不给一个说法，没有把一个公民的荣誉权和人身权放在心上。本来这件事完全可以用法治的方式解决，公安当年的处分失当则道歉赔偿，恰当则按照法律予以裁决。但偏偏该发挥作用的环节停摆了。这出悲剧折射出了地方治理结构中的种种现状，究其根源，还是地方治理中法治的缺位。

目前陈裕咸案有一个焦点，就是上犹县原信访局局长赖学文到底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此事有待于法律的裁决。事发以后，上犹县委县政府对赖学文的问题倒是高调表态“不包庇”，这个早就应该调岗的信访局长据说已经吓掉了魂。某个信访局长的法律责任不难追究，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或许才是问题的本质。

上犹县政法委书记刘晓龙曾对陈裕咸的儿子说，“赖学文跟你父亲无冤无仇，他不可能去指使这些人打你父亲。”但他又说“岗位职责，决定了赖学文会去做这件事。换成王学文、马学文，也有可能会做出这种事。”这两句彼此矛盾的话，也许才正道出了基层治理中的现实真相。

（文/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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